《中国治理：东方大国的复兴之道》，燕继荣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燕继荣

　　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因其传统的大国地位和近年来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关注中国，形成了不同的影像。《中国治理：东方大国的复兴之道》选取中国治理的角度，用“全息投影”方式，通过对中国历史遗产的清点、对发展成就的总结、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尽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中国，推动各国学者、朋友就中国治理特色话题进行更多更深入的探讨和交流。

　　多角度摸索中国治理这头“大象”

　　　中国有个成语，叫做“盲人摸象”。如果摸索中国治理这头“大象”长什么模样，就要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至少要知道它的几个关键“部位”，这样才会有个整体把握，不至于管中窥豹、只见一斑。笔者认为，以下这些“要素”可以算作中国这只“大象”的关键部位：

　　中国具有悠久的国家治理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有史料记载的唯一一个文明没有中断的国家。几乎所有英国人在提起其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王室制度时，都会充满自豪和骄傲，因为历史上能以世纪作为计量单位的制度毕竟是屈指可数的，而且这项古老的制度得到延续并成功适应了时代变迁，在当今英国社会还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中国人，我们可以怀着同样自豪的心情去认知秦王朝建立的管理体制，因为这套体制存在了2000多年并且在当今中国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县制仍旧是中国不可或缺的治理形式。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中国现在近3000个县级行政单位中，有不少县的名字可以追溯到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唐朝的三省六部制度使中国古代中央官制基本定型；元代的行省制度为我们提供了治理辽阔疆土的宝贵经验；明王朝的内阁制度，清王朝军机处的设立，则使国家管理体系更为集中、统一。这一整套的管理体制，从纵向上来看是延续未断的，从横向来看也是异常丰富和全面的，不仅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体系，还包括诸如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科举制等选官用人体系，更包括“重农抑商”的经济体制和以儒学教育教化为代表的文化统治制度等。

　　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的“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体量大。13亿多的人口量使中国多年来稳居世界人口大国首位，960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位居世界第三。几千年来，中国也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形成了56个不同的民族。中国的经济体量也是巨大的，目前，中国GDP总量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在中国一年一度的“两会”上，经常有中国某个省份的省长在谈及省域的治理时，会让人感到像是在治理欧洲的某个国家。中国之“大”的第二个体现是差异大。比如地域差异，中国的海拔高度大致呈由西向东递减分布，而经济发展水平则是反过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之间的管理水平、教育水平乃至饮食文化都是风格迥异。还有收入差距，主要表现是贫富差异大。此外，城乡差异也是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城市和农村的收入水平、教育医疗水平、福利制度等都具有很大的差异。

　　中国治理的制度优势

　　中国的现行体制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可充实拓展、可灵活利用的空间。中国快速发展的成就得到了世界公认，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1980年至21世纪初的近40年时间的历史意义，可以与英国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相比，因为在这段时间，中国实现了国家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国家面貌，提升了国民生活水平。许多人试图解释中国快速变化的原因，除了规模效应、积累效应、后发效应之外，中国共产党集中领导的制度效应，恐怕是最不能忽视的主要因素。这一套中国一直运行的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现代市场化的运行轨道上实现了“平移”，在国家开放的世界体系和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在不断学习和改革的政策下获取了新的动力。现在看来，这套体系叫什么名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让一个后发大国高速发展的实效性。当然，这套制度还处在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而不断被改革被完善的过程当中。不过，它也确实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为讲究实效的中国人提供了可充实拓展、可灵活利用的空间。

　　中国治理的基本特征

　　把握以上几个关键要素，可对中国治理形成初步印象，至少不会与中国治理的实际情况偏离太多。中国治理的这些性质，决定了它无论怎么发展、发展成为什么样子，一定带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中国治理的本土性。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这句话表达了中国社会各界面对选择何种治理模式这个问题时的基本态度。从历史来看，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国家的治理经验至少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拥有丰富宝贵的治国理政经验。这些经验和做法之所以能够延续久远，是因为它们作为长期积淀的产物，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满足了社会调节的需求。尽管现代中国经济基础、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国社会和大众不可能短时间内丢掉所有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所以，挖掘、吸收、创新、发展中国旧有治理模式，结合中国新时期的实际情况，构建中国特色的新的国家治理体系，不仅是完全有条件的，更是时代之需、民众之求。从现实发展来看，中国近40年来取得的繁荣与发展，正是现代发展要素和原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获得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当代中国几乎全体国民的共识，中国人会以开放心态吸收借鉴西方治理体系的有用元素，最终将在中国历史遗产的基础上，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使之转化为中国自身的“治理工具”。

　　第二，中国治理的与时俱进性。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实则是制度调适而扩大其包容性、提升其“韧性”的过程；中国改革的成就，实则是制度不断与时俱进地进行变革创新的结果。中国有句俗语“新瓶装旧酒”，说的是改变形式而不改变内容的变化。从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来看，内容的变化反而大于形式的变化。此外，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非常复杂。中国的多样性、不均衡，决定了中国治理在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治理的实施速度和绩效也很不一样。这些特性要求中国在治理方式改革的过程中，不能采取统一的方法，也不可能制定统一的时间表在短期内完成，而只能在各类问题中，挑出最紧迫、最重要的事项，由点及面，循序渐进，分步行动，最终摸索出符合各地实际的治理模式。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和复兴的大国，它的治理成果是中国社会和人民之幸，也为世界其他各国的发展提供了经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都在问一个问题：中国靠什么在短期内创造了一系列的发展奇迹？在为读者勾画了中国治理的大致轮廓的同时，我们将会对中国经验进行总结和剖析，期待更多学者朋友们加入讨论，形成共识。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